这一点放在平等权保障问题上就是，国家负有义务确保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确保其不会因各种原因而受到歧视，但私人主体并不负有此项义务，其可以自由地、差异性地选择缔约对象。
在不断地遭受外在的压制与规训之后，为了避免心理上的巨大痛苦，而自觉地驯化自己，最终导致外在奴役的内在化。首先，家庭中最重要的财产房子，如果在登记时没有写上女方的名字，基本上就不要指望分得房产。
倘若当年选择的是去德国读博，我如今从事的专业应该是宪法学。动辄谈爱与付出，而回避权利与义务的问题，终究有一天会体会到，什么叫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支配关系的类型中，赤裸裸地通过暴力或威胁的支配关系，因为涉及非法暴力的行使，行为的好坏容易一眼就看出。文章因而建议，家里的女孩在三岁之后，就不要让爸爸帮着洗澡了另外，《指导意见》还规定了认罪认罚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从宽情节，给予从宽处罚：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一般应当大于仅有坦白，或者虽认罪但不认罚的从宽幅度。
例如，《指导意见》关于侦查机关的职责，增加了权利告知和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快速办理的职责，设置速裁法庭等。（3）参与刑事诉讼的律师主体地位的进步和变化。按照中央确定的法官员额不超过政法专项编制的39%计算，仅北京市法院就有1400多名法官无法入额。
有些案件要请示党团、请示西北局，甚至请示毛主席、请示中央，根据上面所定的处理方向，去调查收集资料。[xvi]蔡定剑:《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法官的地位、待遇等问题长期得不到合理解决。正是基于此等立法以及会议和指示之精神，最高法院开始启动司法干部管理制度改革。
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第二步，即更为全面深入的司法改革。对于此次司法改革，蔡定剑先生曾分析认为：通过司法改革，从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作风上纯洁了司法干部队伍，真正端正了人民法院的政治立场。
后来李娟博士又对这场司法改革以及以雷经天为首的反改革派之间的争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与剖析（参见汪世荣等:《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石--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37-1949）》，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69页以下）。人民的法律，是便利维护自身的权益和对敌人斗争的锐利武器，不应操在不可信赖的人手中。拟任高级法院法官，应当具有5年以上法律工作经历。为了实现其革命目标，它必须特殊时期特殊对待，只能选择一种非常之革命政制，其基本特征有二：一元化的领导和司法服从于行政。
第三阶段，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认真进行组织整顿。在文革中公检法被砸烂，法官职业一度消失，此诚红的标准在法官职业身上执行彻底的极端后果。[v]就是在他代理雷经天当院长的起始半年，李木庵对当时片面强调红而忽视专的革命司法进行了改革，其主要内容有这样几个方面：（1）降低法律阶级属性的突出地位，主张审判独立。他说：过去不管是司法工作人员、律师或是法学教授，他们所学的和所做的，都不能不受旧的国家和法律的局限……可是现在旧中国已死亡，新中国已诞生的时候，社会生活各方面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着。
二、通过司法改革确立红之标准 关于当代司法体制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所草创的苏维埃司法机构。五、由红到专嬗变之原因 以上只是梳理了法官职业红专标准的确立过程，以及由红到专的演变概况。
我们在司法改革的基础上，建立华东政法学院和复旦法律系，就是为了培养工人阶级的司法干部。就像延安时期的反司法改革牢固树立了阶级立场高于专业伦理的红的法官标准一样，1952年至1953年的司法改革使源自延安红的标准，成为全国法院及其法官都必须接受的思想与行动指南。
不过，即便修订了法院组织法、制定并进而修订了法官法，以法律的方式明文规定法官须具备法律专业知识，且此等专之要求愈来愈高，但事实上要在短期内快速祛除历经几十年沉积下来的法官大众化现象谈何容易。第三，普遍提高了非法律专业的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获得者从事法官职业的法律工作经历要求。（4）过去做过保卫局或裁判部工作的更好。[xli]诚然，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为政，一旦缺了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司法干部（法官），那在具体的案件裁判过程中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的原则，终究难以发挥其引领纠纷解决之功能，法律的精神和司法的职责在个案中能得到多大程度之彰显就不能不令人怀疑。根据法官法对现行法官队伍着手员额制改革，乃是各级法院全面深化改革之关键所在。[x]董必武文集编辑组:《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89、92页。
是故，法官大众化问题并未因相关立法的制定与完善而得到有效的遏制，相反，大众化依然是全国各级法官的标准脸谱。司法改革意味着共产党已彻底接管了司法机关，至此，新中国才算初步完成了自己的司法干部队伍建设。
正在各级法院进行的员额制改革，乃是法官由大众化转向职业化的必经步骤，唯有如此才能整体提升法官专之品质。在本案中，法律被革命纪律遮蔽了，与之相适应，司法被革命政治遮蔽了，审判员被革命领导人遮蔽了。
关于专的要求，突出地体现在法官法第9条上。[v]关于李木庵出任代理院长的具体时间，不同文献资料之间的记述有较大出入，本文采纳的是最新考证结果，参见汪世荣等:《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石--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37-1949）》，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01页。
[xxxiii]而1942年《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第11条则规定：司法处受理各县各项民刑事案件，在县长领导下进行审判。作为一种职业的法官行使的是司法权，属于国家政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官法将法官准入门槛提高到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这标志着对法官职业专之要求上升到了一个新阶段，一个把法官视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一分子的阶段。它们之间的这种决定与被决定关系，以及法官法的出台经过，都相当清晰地揭示，无论是法官职业专之要件的确立与提升，还是法官职业化建设实践，其最基本的权威基础和动力机制，均在于执政党尤其是其核心组织——中共中央。
具体修订内容分述如下。经过此番大检讨，具有法律专业素养的知识分子或者离开法院系统或者被边缘化，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但法律专业知识明显匮乏的工农干部，重新成为延安司法人员的主流。
[xxxii]1943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政纪总则草案》明确规定：司法机关为政权工作的一部分，应受政府统一领导，边区审判委员会及高等法院受边区政府的领导，各下级司法机关应受各该级政府的领导。3年后即2005年，最高法院又在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中再次提出了类似的操作方案，其第36条规定根据人民法院的管辖级别、管辖地域、案件数量等因素，研究制定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员额制比例方案，同时其第40条要求在确定法官员额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法官待遇。
当下正在地方各级法院开展的员额制改革，乃是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亦为法官专之品质的必然要求。[ii]参见陈刚:《人民司法开拓者--粱柏台传》，中央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210页。
——选择不同地域、不同级别的部分法院进行法官定编工作的试点。其第17条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所谓人民司法制度当然是指延安时期所形成的司法制度，其中自然包括突出红而忽视专的法官职业要求。[xxxiv]王定国等编:《谢觉哉论民主与法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1952年6月，一场即将席卷全国范围的司法改革运动首先在华东地区揭幕，之后西北、东北、华北、中南、西南五大行政区也相继展开，到1953年2月运动基本结束，前后历时9个月。
[xxxi]在陕甘宁边区，司法与行政不是分离而是合一，司法隶属于行政。尽管法官法共有17章49个条款，但最核心的应该还是这第9条有关法官必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之规定。
[xx]应当说，不同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独立的工资系列，乃是法官职业专标准的外在物质要件，它一方面承载着法官职业专的品格，另一方面又为法官职业始终能维持在专的层次而不下坠提供经济保障。事实上，当年参与李木庵司法改革运动的朱婴、王怀安等人不但被撤销了原有的职务，而且被定性为坏人，成为改造和拯救的对象。
法官法的制订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对于法官职业有了与延安时期判然有别的全新认识，尤其代表了在法官职业专的标准认知方面上升到了一个较高而又较具体的层次。法官职业专之要件不但由此获得了较大提升，而且有利于法官在社会公众眼里成为一种崇高而又神圣的职业，法官的权威性必将随之增长，而司法亦跟着水涨船高赢得更为广泛的社会信任。
